中国地方

中国地方（日语：中国地方／ちゅうごくちほう^{Chūgoku chihō}），又称为中国地区、或山阴山阳地方（山阴山阳地方／さんいんさんようちほう^{San-in san-yō chihō}），是日本本州岛最西部地区的合称，约等同于古代令制国的山阳道与山阴道，包含现今的鸟取县、岛根县、冈山县、广岛县、山口县等5个县。总面积31,921.87平方公里，人口约729万人。

概要

“中国”这个词语，是由日本平安时代的延喜式所选取采用的。当时日本仿照中国唐朝方法，将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共六十八国，除了按人口多少分为“大国”、“上国”、“中国”和“下国”四等级外，并以当时的首都京都为中心，依照驿站和京畿的远近，分类为“近国”、“中国”和“远国”。这种分类，于康保四年（公元967年）正式实行，在大约从10世纪开始普遍使用。当时除了畿内五国，其他七道内诸国也有分近国、中国和远国，特别将“中国地方”指为山阳山阴两道^[1]。

将山阳道和山阴道等地方合称为“中国”，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应该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《太平记》。书中记载足利直冬初时被委任为长门探题，后来也管治著山阳道的周防、安芸、备后、备中及山阴道的出云、伯者、因幡等国，故后来被称为“中国探题”^[2]。所以相信，最迟在室町幕府之后，就以“中国地方”来统称以上诸国。

此外，在描写日本古代神话与天皇家系的《古事记》与《日本书纪》中，将出云国地区称作苇原中国，简称中津国、中国，也有可能是该词的语源之一。

古代日本的山阳道包括播磨、美作、备前、备中、备后（三备）、安艺、周防和长门，山阴道包括丹波、丹后、但马、因幡、伯耆、出云、石见、隐岐，共十六国。但中国地方并不包括整个山阳和山阴道，其中备前、美作、播磨、但马、丹后、丹波等地方（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京都府和兵库县）并不算是中国地方。

中国地方于日本历史的中古时期，因战乱较少，而成为当时日本除了京都之外，对唐朝文化及艺术、模仿与发展，风气最盛的地区。

日本使用“中国”一词的演变过程

根据考证，日本古籍中曾重复出现“日本与中国”的记载，并将日本与中国并列成相对^[3]。明朝政府于日本官方文件中也以“中国”自称，如明太祖赐日本国书中有：“朕本中国之旧家，耻前王之辱，兴师振旅，扫荡胡番，宵衣旰食，垂二十年。”明朝万历帝给丰臣秀吉的诏书中称：“咨尔丰臣平秀吉，崛起海邦，知尊中国。”直到江户时代，“中国”一词在日本仍是一字多用，需要根据文章脉络做判断。除了“中国”称呼外，还混用“大陆中国”，或以历代王朝的国号来称呼中原。

据日本方面的说法，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，日本对中国的历代政权称呼是依朝代名命名，直至中华民国的出现才开始固定“中国”的官方使用；而在此之前的日本，已经使用“中国”一词来称呼本州西端了。因为中华民国的出现，日语中的“中国”一词的写法和读法也可同时表示作为邻国的中国。

明治时代前，中国一词在日本仍是一字多用。在明治维新后到二战前的日本社会，把非日语地区用当地称呼方式发音表达，或以欧美人对各国的称呼之发音作为转化成日语译音；故从明治时代后开始，称呼当时在清朝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中国为“支那”（シナ），而实际上是中国的拉丁文名称“Sina”的译音^[4]^[5]。二战后（1945年）日本主流社会将“支那”一词视为歧视语，禁止在大众传媒使用，日本公众才开始接受“中国”一词也可等于作为日本邻国的“中国”；而且随着有更多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工作，“中国”一词几乎完全取代中国地方，演变成为邻国的中国的代名词。

为表两个“中国”的区别，发生误解时会特别以“中国地方”一词加注更正以明区分，有时也以较无歧义的“山阴山阳地方”来称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