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递送报纸的职业，请见“送报员”。〈新闻配达夫〉，中译标题为〈送报伕〉，是杨逵自1932年5月19日起连载于《台湾新民报》的日文小说作品。
1934年10月，该作品全文被选入东京《文学评论》杂志刊载。1936年，胡风将其翻译并发表于上海《世界知识》杂志，该翻译版本后被刊载于《山灵─朝鲜台湾短篇集》和《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集》，并在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[1]
故事大纲
主角台湾籍青年杨君，离乡前往东京谋求生涯发展；当时东京正值高失业人口时期，但杨君看似幸运地求得一份送报职务。就职后，虽原有的微薄积蓄被充当工作契约保证金，雇主所供住宿环境既拥挤又不卫生，劳动条件亦不理想，然具奋斗精神的杨君不以为苦。幸运地，杨君遇到友善的日籍同事“田中君”，协助他熟悉工作内容，甚至资助他取得生活所需物质。
后来，老板将他的职务内容改为招募新订户；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四处推销，但（在经济萧条情况下）大多被拒绝，老板也因而给予日渐恶劣的待遇。
最后，杨君被迫提前离职，无法获得当月薪资，也无法取回工作契约保证金。离开前，他自田中君得知，该老板向来借着招募派报伕，以员工无法达成业绩目标为由，利用工作契约压榨员工，并没收保证金以获利。
此时杨君想起前往日本前之生活：他的家族原是自耕，然制糖公司、警察与地方仕绅联手以地方利益考量为由，强行以极低价格收购当地全部地；最后大多居民只得被迫出售赖以生存的祖传地，亲族也因此被迫离散各地四处谋生，甚至家破人亡；不愿出售地者，包括杨君的父亲，有的被公开贬称作“阴谋首领”、“非（日本）国民”，或被强行带到警察分所里，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；杨君的父亲在遭如此待遇不久后即死亡。后来，杨君眼见家中生计日渐衰败，于是下定决心前往东京谋生。
在失业又几乎赔光仅存积蓄情况下，杨君回到先前常住之木赁宿。在他意料之外，从老板那里收到了一封母亲所寄来的信。里面除了价值不到一百二十元的汇票外，也提到自杨君前往东京后，村子一天比一天落没，原先住屋也不得已出售，杨君两位弟妹也死去，最年幼的弟弟，先寄住在叔父家。母亲希望杨君在东京能努力从事，事业有成后再回乡。
读完该封信，杨君打算先向田中君还清借款。遇见田中君时，又收到一封来自叔父的挂号邮件，里面竟是母亲的遗书：“......没有自信以前，绝不要回来！要做什么才好我不知道，努力做到能够替村子底人们出力罢。我怕你因为我底死马上回来，用掉冤枉钱，所以写信给叔父，叫暂时不要告诉你……”
这时，文中写到，杨君还没前往东京时，其兄长成为巡查，利用职权逼迫村人，母亲那时就主张跟他断绝关系，不愿在生活上接受其资助。母亲把杨君的幼弟托给叔父照顾后，即上吊自杀死亡。
杨君读完后感到非常疲倦，于是在该木赁宿里睡去。随后，田中君来访并告诉他，又有一个被派报所广告吸引的人前往求职；当田中君把杨君被派报所老板逼迫的事情告诉那个人后，那个人竟提出解决方法：发起派报所其他职员联合对抗老板。
不久，该派报所即爆发罢工事件；老板终于承认其不合理的要求。当时，杨君也在场。
吸引失业者的派报工作应征广告被撕去，宿舍寝室里每个人该有的空间和枕头都有了，席子换过了，消除跳蚤的方法也实行了，工钱增加了，老板不再歧视劳动者了。这时，杨君心里有个感觉：“这么作才符合母亲的期望。”
文末，杨君满怀著确信：“从巨船蓬莱丸底甲板上凝视著台湾底春天，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满，但只要插进一针，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血脓底迸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