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中央日报 | |
|---|---|
| 创刊日 | 1928年2月 |
| 停刊日 | 2006年6月1日 |
| 语言 | 繁体中文 |
| 总部 | 中国台湾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60号 |
| 售价 | （不适用） |
《中央日报》，为中国国民党创办之中文机关报，由何浩若于1928年2月创刊于上海，彭学沛为首任总编辑。1949年随蒋介石逃往台湾。2006年实体报停刊，实体报总计发行28,356号，之后改为网络报形式发行直到2018年。
中央日报为中国国民党之官方媒体。 在台湾“报禁”开放前，《中央日报》销量很高。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间，《中央日报》与《中国时报》和《联合报》并称为“三大报”。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前，《中央日报》与《青年战士报》（今名《青年日报》，目前为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机关报）同为宣导台湾国民党当局官方立场的主要媒体。
历史沿革
中国大陆时期
《中央日报》创办的情况比较复杂。1926年12月，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，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。1927年3月22日，武汉国民政府在汉口创办《中央日报》，社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兼任，总编辑为陈启修。陈启修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所以有一批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参加编辑，如沈雁冰、孙伏园等。所以在“四一二事变”后，有不少反蒋介石的文章发表在《中央日报》上。7月15日，“宁汉合流”，武汉《中央日报》于9月15日停刊，共出版176号。
1927年4月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，就有设立机关报的筹议。正逢上海《商报》停刊，于是国民党接收了其一切设备，利用这些设备，于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《中央日报》，孙科任董事长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丁惟汾任社长，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总经理，彭学沛任总编辑。编辑委员会由各方代表人物组成：胡汉民、邵力子、罗家伦、傅斯年、邵元冲、唐有壬、马寅初、王云五、潘公展、郑伯奇等[1]。2月10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发刊词中公开表示：“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报，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据。”[2] 1928年6月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《设置党报条例草案》等三文件。《中央日报》于1929年2月1日迁址南京。《中央日报》迁址南京后，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领导，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兼任该委员会主席，下设经理部、编辑部；迁址南京后首任总编辑为严慎于，后由鲁荡平、赖琏相继接任。南京《中央日报》特别强调以“拥护中央，消除反侧；巩固党基，维护国本”[3] 为职责。
“九一八事件”之后，面对新局势，国民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，特地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，通过关于《改进宣传方略案》和《改进中央党部组织案》的决议，对改进和加强新闻宣传提出了很多有益意见。据此，《中央日报》率先改组。《中央日报》社原实行总编辑制，社长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，1932年3月1日改行社长制，脱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，改为党营媒体。1932年5月，37岁的程沧波被任命为改组之后的《中央日报》第一任社长，言论报道上直接对国民党中央负责，行政上独立，内部管理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、总经理负责制。1932年，《中央日报》先后增出《中央夜报》、《中央时事周报》。
1935年，《中央日报》开始使用轮转印报机，日出3大张，每日销售数由8,000份增加到30,000份。同年10月，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建成了中央日报大楼。由于庐山开办“军官训练馆”，军政人员一时云集，于是《中央日报》在1937年6月开办庐山版。
对日抗战爆发后，《中央日报》先迁至长沙，后到重庆，于1938年9月在重庆复刊，此后又增设长沙版、昆明版、成都版、西康版、贵阳版、屯溪版、桂林版、福建版。《中央日报》西迁重庆7年，报社经历5次改组，社长、总编辑、总主笔、总经理等，均先后更换5任。
- 1938年从英国回到重庆的程沧波，获得陈布雷支持出任《中央日报》社长。1938年9月1日《中央日报》在重庆复刊。因为给重庆《大公报》“星期论文”专栏撰稿为由，被蒋介石批评“办党报的党员必须像党员”。另一说，1940年秋程沧波因与《中央日报》国际版主笔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西发生桃色新闻而下台[4]。已任职八年半《中央日报》社长的程沧波辞职后，应于右任邀请出任监察院秘书长。总编辑张客年、总主笔周邦式、总经理贺壮予等一套班子集体下台。
- 程沧波走后,原任三青团宣传处长的何浩若接任《中央日报》社长。与中央宣传部关系较深的刘光炎任总编辑。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外交系主任陈石孚任总主笔。《中央日报》名义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，业务听命于以陈布雷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二处。何浩若与陈布雷等官邸派人物素无深交，事先很难沟通，事后解释又难以做到，许多实际问题无法解决。何到职3个月，1941年初改任行政院经济部物资局局长。
- 1940年12月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继任《中央日报》社长。陈博生带《晨报》一批办报老手到任。由于《中央日报》财务困难，经常从《新华日报》社借纸张；《新华日报》社也向《中央日报》社借铜模用于浇铸铅字。再加日机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经常停电,《中央日报》社往往出版很迟。1942年陈被迫辞职，复任中央社总编辑。
- 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编辑及《晨报》总主笔、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、三青团常务干事陶百川继任《中央日报》社长。潘公展兼任总主笔，主持言论。1942年12月27日,《中央日报》刊出独家新闻《中美、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》。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认为泄漏了外交机密，蒋写了手喻将《中央日报》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。陶百川请陈布雷、叶楚伧、潘公展等人转圜，袁业裕被交保释放；中央社编辑主任钱沧硕出任报社总编辑，因新闻标题与陶闹僵了辞职。陶请陈德征来报社帮助看稿，实际负责总编辑职责。蒋介石知道后手令对陈德征“永不录用”。1943年3月29日召开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》，触怒了三青团太子系及黄埔系。陶无法摆平此事，只好辞职。
- 陈布雷、陈果夫、陈立夫保荐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浙江省党部《东南日报》社长胡健中出任《中央日报》社长。为了安抚胡健中接任这个动则得咎的职位，陈布雷之弟陈训悆任总编辑, 蒋的文学侍从陶希圣任总主笔，陈果夫的隔房堂弟陈宝骅任总经理。1943年11月15日胡健中到任视事，但一直仍摇领《东南日报》社长。陈训悆与陶希圣就住在侍二处,与陈布雷朝夕相见，掌握第一手的指示。从此《中央日报》在办报、经费等老大难问题上风平浪静。直到抗战胜利还都。1946年夏胡健中辞去《中央日报》职，创办上海《东南日报》，成立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任常务理事、总经理兼社长，专心经营《东南日报》上海版和杭州版。
1947年，《中央日报》股份改造，成立“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”。
1948年《中央日报》社开始筹办台北版。1949年，南京总社社长马星野带着总社的大批工作人员和大部分器材、设备逃往了台北，于1949年3月12日出版台湾《中央日报》。
台湾三大报时代
台湾“解除戒严”前，《中央日报》身为中国国民党党营媒体，享有特殊地位。所有台湾当局机关、学校，奉国民党各地方党部指示，一律订阅《中央日报》，为《中央日报》提供稳定收入来源。1984年10月8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在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56号举行总社新厦“中央日报大楼”奠基典礼，《中央日报》董事长曹圣芬、《中央日报》社长姚朋、中国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主任宋楚瑜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考纪委员会主任周应龙共同奠基，共有地上11层楼与地下3层楼，基地一千七百余坪，总楼地板面积八千余坪，建成后将取代位于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号且已有20年历史的《中央日报》总社。台北市八德路“中央日报大楼”土地为报社于1982年以新台币3.9亿元向台湾铁路管理局购得，后于1999年该大楼连同土地以新台币27.58亿元售予国民党另一党营企业中央电影公司。关于台湾当局机关统一订阅，被部分人士的批评为“以‘国库’资助《中央日报》营运”；关于八德路大楼低价买入的批评，则为“‘国有’财产直接变为党产，不当利益输送的典型案例”之嫌。
1983年4月26日11时许，位于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号的《中央日报》总社一楼发生爆炸案，12人被炸伤。台湾当局“法务部”“调查局”证实，本案与22分钟前发生的《联合报》总社9楼电机房爆炸案（两案合称“两报爆炸案”）是同一批人发动的炸弹恐怖攻击，放置炸弹者是黄世宗、策划者是所谓“台湾独立建国联盟”头目张灿鍙、指挥者是“台湾独立建国联盟”美国本部副头目陈南天、执行指挥与接应者是人在巴西的李朝望，但黄世宗早已偷渡离开台湾且至今未曾被逮捕。[5]
衰落
解严后，报禁解除，《中央日报》民营化，以国民党为最大股东，实际编辑团队亦以国民党干部为主。《中央日报》与同业一样，每日出刊的总张数增加为六大张。但《中央日报》因传统官营色彩浓厚，编辑版面保守，不及其它报纸灵活生动，发行量每况愈下。当时网络媒体开始盛行，读者阅读习惯改变，实体报纸发行量普遍下滑，各报均进入衰退期，《中央日报》亦无法幸免。
1994年10月，《中央日报》非法解雇记者苏诤，苏诤向“901新闻自主推动小组”（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前身）申诉；1994年11月，“901新闻自主推动小组”经“调查”，“认定”《中央日报》不合理解雇，要求《中央日报》让苏诤复职。[6]
1995年，国民党内延续“主流、非主流”斗争，出现党员要求分党产的声浪。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有鉴于此，要求文工会研究是否以免费方式发送小组长一份《中央日报》，以平息党内要求分党产的声音。当时的《中央日报》社长唐盼盼认为，如能争取到党中央免费发送《中央日报》，一方面可以增加《中央日报》的报份，另方面也可以强化他与许水德的关系，于是承接此一任务。不过，由于国民党小组长与《中央日报》订户高度重叠，小组长收到免费的《中央日报》后就把原先出钱订阅的《中央日报》退掉，造成《中央日报》有费报份大幅滑落，损失三分之二左右的报份。《中央日报》因而元气大伤，无法与《中国时报》《联合报》并列三大报，此后被《自由时报》追过。
1996年6月26日，台北市长陈水扁在台北市政府市政会议中指示，禁止台北市政府所属各机关学校刊登广告与统一订阅《中央日报》，理由是：《中央日报》要求台北市政府刊登招标或采购公告，强迫机关学校订报；陈水扁不满意《中央日报》报导台北市政方式。此举遭到外界的批评和质疑[7]。
2000年，民进党上台后，由于过多政治版面、内容与社会脱节，《中央日报》除传统国民党员及图书馆外，一般民众罕有阅读甚至订阅，零售销售据点也大量减少。《中央日报》开始出现赤字，平均每月亏损新台币844万元，累积亏损新台币8亿余元。
“解严”后，不断有“党政军退出媒体”的声音；台湾地区特定政党持股过重或由政治人物经营的媒体均饱受抨击。而民进党上台后后，过去台湾当局财政档案公开，中央日报大楼等来源有问题的资产亦成为抨击的目标。舆论压力下，《中央日报》的主要经营者国民党亦开始寻求出脱持股。
实体报停刊
2002年4月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裁示，推动《中央日报》人事精简案，《中央日报》编制由326人调整为90人。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，积极寻求买家接手《中央日报》。2005年国民党有意出售《中央日报》及《中华日报》时，因《中央日报》的负债大于资产，无人有意承接；此时又提出“转赠连战”一案（当时连战已经转任国民党荣誉主席），部分干部如总编辑江伟硕、副总编辑樊祥麟等，都被交代准备因应新局，但悬宕未决，不了了之。同时有媒体报导，国民党大老陈立夫的家属有意承接《中央日报》，但国民党中央对《中央日报》的态度暧昧不明，导致最后议案无疾而终。
2006年5月24日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《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处分案》，停止挹注《中央日报》每年新台币9,000万元的补助经费，避免实体报纸的出刊继续造成《中央日报》财政负担。2006年6月1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停刊。《中央日报》停刊的消息相当突然，未依台湾地区所谓“劳动基准法”向员工预告停业，所有员工突然一起失业，引起《中央日报》产业工会激烈反弹及抗争。
网络报停止更新
据中央社报导，因为投资方“伟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”资金不足，《中央日报网络报》14名员工于2018年6月接获离职通知，离职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。《中央日报网络报》页面停止更新。
参考文献
- ↑ 方汉奇主编：《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》第1095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
- ↑ 蔡铭泽：《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》52页，团结出版社，1998年
- ↑ 赖光临：《七十年中国报业》124页，台湾中央日报社，1981年版
- ↑ 程沧波、端木露西与“妇女回家”，中国侨网，2007-06-29. [2020-07-25].
- ↑ 黄柏龄、戴荣贤 台北报导，〈台湾恐怖攻击 民72年央报惊爆〉 ，华视新闻，2011年1月24日。
- ↑ 〈经调查中央日报记者遭不合理解雇〉 ，《媒体劳动权资料库》，2010年1月6日。
- ↑ 李竹园 文，〈真凭实据报导并未逾越 中央日报何事触怒陈水扁？〉，《中央月刊》1996年7月号（第29卷第7期）第51至52页。